蒋公介石（二十三）：认识苏俄

蒋对苏俄的认识，可追溯到俄国“十月革命”后的几年时间。当时蒋在孙中山的授权下，亲赴苏俄考察其本质，作出“苏式革命不适合于中国”的论断。

访苏之旅、空头承诺

一九一七年苏G夺权后，曾声明要放弃在华特权。此举“立即引起中国人民之向往，并博得其空前的好感。”（蒋《苏俄在China》，一九五六）

《苏俄在China》的中文版、韩文版与日文版

蒋对十月革命感到振奋，他相信中国可以从俄国革命得到借鉴。他开始学俄文，阅读《GCD宣言》、《资本论》、《马克思学说概要》和《列宁丛书》等书籍，系统研究GC主义理论，希望从中找出救国的道路。

孙中山对马克思的理论做了系统研究后，对苏联GCD及苏维埃制度持有保留态度，却不排除借助苏联军事援助实现国民革命之目标。

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六日，孙中山以国民党总理的身份与苏联副外长越飞在上海会谈，探讨国民党与苏联的合作。

在双方签署的《孙越宣言》的头条明确规定：“GC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，事实上均不能引用于中国，因中国并无可使此项GC主义或苏维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形存在之故。”

越飞重申，苏联准备放弃沙俄时代对中国一切不平等条约，并表示反对外蒙脱离中国。不久，苏联同意提供财政、军事援助，帮助国民党统一中国。

三月初，孙中山回到广州，成立大元帅府，当选海陆军大元帅。同时积极筹备访苏事项。

孙中山给列宁写信，宣布要派蒋率团访苏，称蒋是“我的总参谋长和最可信赖的代表”，“已被授予全权”，“可以用我的名义进行工作”。

一九二三年八月十六日到十一月二十九日，在三个多月的时间里，蒋一行四人在苏联各地访问，并会见了托洛茨基、加米涅夫、季诺维也夫、加里宁和契切林等政要，列宁因为患病无法见面。蒋考察军事院校、兵工厂，了解红军的编制及政治工作。

代表团访苏寻求苏联的军事合作，建立效忠孙中山的国民革命军，以击溃吴佩孚等北方军阀。

孙、蒋的西北军事计划，要求在蒙古的库伦（现乌兰巴托）建立国民党的军事基地，借助苏联的支持，从蒙古向南出兵，讨伐盘踞北京的直系军阀吴佩孚，统一中国。

蒙古自辛亥革命后从中国独立，沙俄乘机派兵进入蒙古。一九一七年苏G夺权后，苏联继续将蒙古划为自己的势力范围。一九二一年，苏联红军进驻蒙古。

一九一九年，列宁曾提出废除沙俄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。这样的许诺，对中国人当然是一个鼓舞，令人联想到苏联在蒙古问题上也会尊重中国。基于列宁的承诺，孙中山提出西北军事计划。

谁知苏联开出的是空头支票，苏联红军占领蒙古就是证据。当蒋提出建立库伦军事基地的实质计划时，苏联方面却环顾左右而言它，迟迟不表态，使谈判难以深入。蒋深感困惑。直到十一月，访问即将结束，蒋才得到了明确的答复。

十一月十一日，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斯克良斯基，以及红军总司令加米涅夫等再次与蒋等人会谈。

这一次斯克良斯基开门见山，回绝了国民党的计划：“孙逸仙和国民党应该集中全力做好政治工作，因为不然的话，在现有条件下的一切军事行动都将注定要失败。”他要求国民党效仿苏共G，全力搞宣传，办报纸、杂志，搞选举运动等等，不要急于建立军队。

蒋对此极为失望，当天他在日记中写道：“无论为个人，为国家，求人不如求己。无论亲友、盟人之如何亲密，总不能外乎其本身之利害。而本身之基业，无论大小成败，皆不能轻视恝置。如欲成功，非由本身做起不可。外力则最不可恃之物也。”

十一月二十七日，蒋在会见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，再度提到蒙古问题。

托氏轻蔑地表示，国民党如果一定要建立基地，也应该“从自己国家的本土而不是从蒙古发起军事行动”。当时苏联口头上还承认蒙古属于中国。

蒋十分气愤，会后对代表团员说：托洛茨基是强词夺理！“如果蒙古想独立，那也需要我们来承认，需要我们给予它独立才行，而不是它自己承认自己！”

访苏期间，共产国际建议蒋参加中G。蒋婉拒，表示要请示孙中山先生。

他给廖仲恺的信中说：“因入GCD问题，而弟以须请命孙先生一语，即以弟为个人忠臣相讥讽、弟自知个性如此，殊不能免他人之笑。然而忠臣事君，不失其报国爱民之心，至于汉奸汉奴，则卖国害民而已也。吾愿负忠臣卑鄙之名，而不愿带洋奴光荣之衔，窃愿与兄共勉之。”（《蒋年谱初稿》，北京，档案出版社，一九九二年十二月）

会见托洛斯基后，蒋彻底失望，三个月的考察访问，换来空手而归。两天后，代表团登上回国的列车。在日记中，蒋用了“抑郁无聊已极”来形容自己当时的心情。

在给孙中山的《游俄报告书》中，蒋写道：“俄D无诚信可言，与英、法、美、日这些帝国主义比起来，也不过只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差。”（《苏俄在China》）

孙中山的“联俄容G”在国民党内引起争议。孙总理曾多次告诉诸党国元老：“其能守吾党范围，吾默化之；不能，吾自有处理之法。”（蒋纬国，《我的父亲蒋\介\石》）

显然，孙中山知道，联俄是不得已而为之，但自己心里有底，对前途还是乐观的。蒋决意服从领袖，埋头黄埔建军。

项庄舞剑

一九二四年三月十四日，蒋致信廖仲恺：“俄党对中国之惟一方针，乃在造成其党为其正统，决不信吾党可与之始终合作，以互策成功者也。至其对中国之政策，在满蒙回藏诸部，皆为其苏维埃之一，而对中国本部，未始无染指之意。凡事不能自立，专求于人，而能有成者，决无此理。”

又言：“彼之所谓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者，皆不外凯撒之帝国主义，不过改易名称，使人迷惑于其间而已。所谓俄与英法美日者，以弟视之，其利于本国而损害他国之心，直五十步与百步之分耳！”

蒋在三个多月的访问中，还近距离观察到许多苏联内部的问题。蒋在日记中写下：“少数人种当国，排斥异己，吾为之危。”这显然是指格鲁吉亚人斯大林对苏联的潜在危害。虽然没见到斯大林本人，但蒋已经预感到此人非善类。

一九三一年四月十三日，蒋整理文件看到自己当年给廖仲恺的回信副本，在当天日记中写道：“上午，在寓整理旧稿，见十三年春覆仲恺函，言苏俄之居心叵测甚详，阅之自慰。徒以总理既决心联俄，不能转移其方针，乃只有赴粤任事，以图逐渐补救。与大姐及吾妻喟然叹曰：余当初反G到底，不去广东任事，则总理亡后，国民党当为其D消灭，中国亦无挽救之望。次冥冥之中，有数存乎？”

蒋暂取韬晦之策，以退为进，实乃顺天意而行。要蒋建军校，很可能就是孙中山留下的锦囊妙计。

孙中山在黄埔军校开学典礼演讲，在场的还有蒋、宋庆龄、廖仲恺。

多年后，蒋在《苏俄在China》一书中写道：（访苏使自己）“更认识了苏维埃政治制度乃是专制和恐怖的组织，与我们中国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的政治制度，是根本不能相容的。”他察觉到苏联援华乃是项庄舞剑，对此忧心忡忡。

在《苏俄在China》中，蒋回忆：“在我未往苏联之前，乃是十分相信俄G对我们国民革命的援助，是出于平等待我的至诚，而绝无私心恶意的。但是我一到苏俄考察的结果，使我的理想和信心完全消失。我断定了本党联俄容G的政策，虽可对抗西方殖民于一时，决不能达到国家独立自由的目的；更感觉苏俄所谓‘世界革命’的策略与目的、比西方殖民地主义，对于东方民族独立运动，更危险。”

“综括我在俄考察三个月所得的印象，乃使我在无形之中，发生一种感觉，就是俄G政权如一旦臻于强固时，其帝俄沙皇时代的政治野心之复活，并非不可能，则其对于我们中华民国和国民革命的后患，将不堪设想。”

蒋很早就预见GC苏联是对中国的威胁，日后果然应验。

（未完，待续。。。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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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老师居住在加拿大萨省大草原，在中国最困难的时候，在国际上买不到粮食，当然也没钱买，是加拿大第一个向中国人民伸出了援手，那时的总理是迪芬贝克，就是萨省出去的政治家，向中国提供了急需的小麦就是产自萨省，甚至在中国没钱的时候，可以提供信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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毕竟当时加拿大80%的出口市场是美国，即使到现在67%的市场还是美国，中国到现在也只占加拿大出口市场8%不到，而且中国还是顺差，可以说加拿大是很善良的资本家了，做生意总是赔钱，或者说那一代政治家是有信仰的，即使对没有建交的国家甚至是敌对国家的人民也是愿意给予援助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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